2019年3月8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七十四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做题为“江村社会变迁的性别结构及变化”的主题讲座。此次论坛由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毅杰副院长主持，众多师生参加并聆听了此次讲座。

    费孝通先生虽然在江村、禄村研究中敏锐观察到了性别制度，这却是他分析农地制度的附带物。在男性父系本位的经济体系中，“男耕女织”中的“女织”依然被视为“助耕”而带有附属性，女性创造的劳动价值无形中也被贬抑。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江村前后延续近8年的田野调查，在男性学者视野之外，用若干个故事来拼接出一幅女性在江村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生活图景，将江村性别制度的生产、再生产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进一步揭示其“阴性面相”。

首先，金老师提到30-40年代的江村是一个受“不在地主”和高利贷盘剥，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化的双重挤压，农村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濒临破产的“处在饥饿边缘”的村庄。其经济生活的衰败具体表现在佃农化、延迟婚姻和“小媳妇”制。小农家庭的奋斗目标生存和延续，小农家庭于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领域苦苦挣扎。而妇女在这两个领域中都被要求发挥重要作用——绵延家世及对家中的经济有所贡献。

其次，金老师讲到妇女从属性可以被认为是组织与生产性和社会性别的关系的产物，对妇女的经济地位的压迫是派生的。生产层面，早在1924年江村就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率先试验蚕种革命和土丝改良，以及在苏南第一个以乡土资源和股份制合作社的形式办起机器引擎驱动的机器缫丝的小型现代企业的同时，催生了第一代挣取工资的“女农民工”，部分改变了妇女作为小型家庭农场辅助性劳动力的“家庭化生产”模式。生养层面，江村30年代就存在人口的自我控制机制。用溺婴和弃婴的方式对待女婴来实现人口规模的控制；用领养和出婿控制男系家庭规模。

最后，金老师通过量化方式计算妇女的劳动价值来展示江村女人对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包括可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如养蚕、缫）以及无报酬的隐形劳动（如为丈夫和孩子座衣物）。同时，金老师指出了工业化过程中妇女的经济主体性。工业化使得农妇成为做丝女工——“挣取工资者”，也是最先流动的性别群体。在30-40年代，江村向外输出了不少女性务工人员，妇女资源源源不断的从家庭分离而出成为高流动的打工者，也造就了“男主内、女主外”的性别分工的新样式。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从前所不可想象的行动——女性的逃婚和离异这种对家庭制度反叛。虽然妇女通过手工劳动挣取了高于农业的工资收入，但并未换取完全的独立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男人家庭顶梁柱的模式，并未从根本动摇父权制的结构性力量。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与金老师就江村社会变迁中女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发展及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金老师为众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未兰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