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演进。从农业发展方面看，中国有很悠久的共生农业传统。农药、化肥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近年来，一些新型的共生农业如稻鱼共生、稻虾共生、稻鸭共生等不断涌现，呈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多赢的格局，共生农业涉及的生态智慧传承与创新值得我们重视。
体现传统农业生态智慧
中国农业历史演进过程中，在人多地少、没有多少可垦荒地的背景下，开发了许多高产且可永续发展的农业类型。如在陕西关中平原，开发了以苜蓿为中介的“粮草牧”轮作农业，以避免耕地多年连作消耗地力的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蔗基鱼塘”和“桑基鱼塘”，形成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这里以太湖以南湖州地区的桑基鱼塘说明传统农业中的生态智慧。
在东苕溪出天目山向东、北折以后，在德清县、吴兴县一带形成大片低洼地区。史料记载的“高海面使杭州—湖州—溧阳到长江一线沦为宽阔的河口湾……杭州到湖州的河口湾到2500年前才逐渐淤满”，大致是现在德清县、原吴兴县境内天目山/宁杭公路以东德清县的雷甸、乾元、钟管和吴兴县的东林、菱湖、和孚经钱山漾到湖州这片低洼之地，后来成为“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滥觞地。
这片低洼之地，在后续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被改造为水田、鱼塘和桑地。以菱湖为例，当地人称之为水稻、蚕桑和淡水养殖为主的三三制农业区。以菱湖为中心周边的桑地、鱼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肯定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据《菱湖镇志》记载，菱湖镇北的王家墩村查家簖自然村，至今仍保留三国时期的“盼幸塘”。
从土地利用的角度看，鱼塘、水田和桑地正好把低洼的面积有效利用起来。先民在开发过程中巧妙地把低洼之地开挖为池塘，养殖家鱼。掘池之土，培高鱼塘周围之地，形成高程相对较高的旱地，使之适于建宅、植桑。
从经济角度看，稻、桑、鱼三业结合，使地尽其用，提高了经济产出。
水田种植水稻，满足或基本满足人的粮食需求。桑—蚕—丝的经济效益非常好，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拉长了产业链，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正好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太湖地区明清以来出现大量发达的市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丝业、绸业的专业市镇。
养鱼的成本比较低廉，有多方面的产出。首先，养鱼主要是利用了通常难以利用的低洼沼泽之地。其次，养鱼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及草料等，不与人争粮。养鱼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积累肥料，鱼塘之淤泥是作物的优质肥料。
这一地区的人民在控制、改造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创制了局部可控的人工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分层次理解生态系统。
地域生态系统。水田、鱼塘、桑地、村落和天然水体等共同构成局部可控的人工生态系统。
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低洼地开发为鱼塘和桑地，通过人工干预，使鱼塘和桑地互为补益。桑叶喂蚕后的蚕屎及残叶残梗，又可以作为鱼的饵料，鱼池里淤泥可作肥料，形成物质循环利用。
鱼塘水生态系统。传统鱼塘的最大特点是混养。草鱼主要食草；青鱼觅食螺蛳、贝类；鲢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喜吃草鱼的粪便和家禽家畜粪便。混养鱼塘中的某些物种，既是产品，也可清洁鱼塘。
有助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使用化肥、农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逐步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劳动力价格提高，化肥、农药的使用逐渐成为节约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化学农业产生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
化学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也是农业转型的契机。首先，这些问题给生产者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和社会压力。其次，民众对化学农业、食品质量的普遍担忧，也为另类非化学农产品提供了市场，为生产者提供了商机。消费者宁愿花几倍价钱买他们认为安全的农产品，这一消费心理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了难得的创新契机。笔者对多个共生农业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消费预期是农业生产转型的重要诱导力量。
浙江德清稻鳖共生的案例表明，农业生产的生态转型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稻鳖共生模式中，水稻田为甲鱼提供丰富的草、虫等食物及优良的栖息环境；利用甲鱼的杂食性为稻田除草、除虫，利用甲鱼的活动性为水稻驱虫；甲鱼的排泄物即为水稻的肥料。水稻与甲鱼共处一地、相互依赖、相得益彰。
共生农业效益显著
共生农业模式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显著。
首先，共生农业模式有助于减少污染，恢复生态系统平衡。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了治理极其困难的面源污染问题。农业生产中，大量未利用的化肥随水流入江河湖泊，成为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随着化肥替代农家肥，传统农家肥弃用成了面源污染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稻鳖共生模式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一项良策，不用农药之后田间生态系统平衡得到恢复。
其次，共生农业模式实现了农业的高效产出。在稻鳖共生模式中，水稻的产量与普通农田基本持平，但在优良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稻米市场价格大大高于普通稻米。另外，每亩田面净增100多公斤优质甲鱼，收益可观。在湖北潜江普遍推广的稻虾（小龙虾）共作模式中，也有类似特点：在粮食产量基本持平的条件下，净增数百斤小龙虾。此类稻鳖（虾）共生模式，亩均产值多则上万元，少则四五千元，是普通水稻种植收益的5—10倍。
最后，通过改善农业强化食品安全，也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化学农业所致健康风险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农产品农药残留对健康产生的直接危害或潜在影响；水产养殖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及其他药物所产生的健康风险。共生模式的推广使用，使得各种化学类药物的使用量大量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太多的管治而自然地解决各种难以管控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日趋低下，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逐年下降。然而，共生农业模式为生产者提供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模式，为稳定粮食生产提供了内生动力。
从近年来中国农业的实践看，这种种养复合的共生模式解决了负外部性问题，突破了“零和”博弈，达到种养复合、循环互利、共生多赢的目标，它是中国本土结出的生态智慧果实。当我们强调传统文化特别是地域传统时，并不表示中国农业要简单地回归传统。但是，传统生态智慧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认识、再认识，需要我们去研究生态智慧生于斯的文化。当我们强调现代技术的时候，不是简单地迷信所谓的先进技术，而是要根据现实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形成新的生态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源污染研究”（12BSH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