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来，环境问题伴生其中，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2]在指导思想层面，环境治理被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实践层面，环境治理也不断推进，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当下的环境治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有待解决。
环境问题首先是个自然科学问题，但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同一群体内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对于环境问题表现出不一样的认知和态度，也形成了差异很大的应对行为。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包含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多种趋势并存的今天，环境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复杂属性？如何看待这些复杂属性？
人与环境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短板、缺失，都对整体生态系统构成约束。在整体论的视角下，如何实现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同时改善、协调运转？
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既孕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过程中，又作用于这些社会现实。环境治理实践的方方面面，也都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治理实践中，基于现实而又克服其不足？
学术研究从来都以回应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何回应实践中的重大关切，如何对环境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6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组织了“前沿问题、学科视角与学术发现——环境社会学如何贡献于环境治理”学术对话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洪大用教授、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陈阿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张磊副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周志家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卢春天副教授参与讨论。对话会由洪大用教授主持。
六位学者就环境问题的复杂属性、环境约束下的社会整体转型、环境治理中的政策评估、多元主体参与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并就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及走向进行了反思及总结。
一、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环境问题存在于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也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对环境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影响环境问题的应对及治理。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不同地区间表现尤为显著。
常年从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包智明认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西部地区表现尤其突出。西部地区要发展经济，资源开发是一个重要内容，要招商引资、引进产业，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会发现环境污染有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这里就存在现代性带来的发展观问题。比如有部分在东部地区办不下去的污染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也接受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当环境污染发生以后，会出现跟其他地区发生环境问题时不一样的现象。比如，他和团队在内蒙某地作调查时发现，由于污染企业的进驻，当地环境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很沉默。究其原因，还是受经济收益驱动。西部地区经济普遍落后，污染企业到这些地区以后，当地政府税收增加，所以当地政府不会拒绝这样的企业；而对老百姓来说，到这样的企业工作增加了收入，他们虽然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污染企业进驻的受益者。在这些地方，环境保护意识基本上不存在，这纵容了环境污染的持续产生。
包智明认为，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四个悖论性关系难题：首先，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其次，中央与地方、整体安排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再者，外来开发者的主导性与当地主体自主参与及利益共享之间的关系；最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这四种关系，将导致资源开发“脱嵌”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不但不会使西部地区获得“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陈阿江回应，在污染转移的问题上，污染企业确实更多转移到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污染比较重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沿海地区，输入公害。另外，苏南地区最初承接的是来自上海的污染企业，如化工、印染等企业。当时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各地非常欢迎外来的工厂。只要能有工厂进驻，就能有就业、挣钱的机会，人们对污染的认识很有限。现在西部也有类似情况，引进了一个看起来现代化的企业，老百姓可以就业，地方有财税收入，环境问题就不太考虑了。西部和东部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西部人口密度低，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会更低一些。比如在太湖流域，工厂就建在家门口，如果出现污染，河水的变化马上就能看见，西部地区的污染企业可能建得比较远，不太容易发现。
洪大用认为，以上所说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地区对环境问题的反应上。研究表明，不仅不同地区，诸如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环境危机的认知和表达也有很大差异，研究者需要关注这种差异、差异形成原因以及如何凝聚共识来应对危机。
周志家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其复杂性源于三个方面：自然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互动的复杂性。针对这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现有的学术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都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例如，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是我国目前一个极为急迫的现实问题，但对垃圾不同的集中处理方式到底对环境和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而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议题，而是一个公共决策议题，同时涉及政府政策和规划、经济发展、能源与资源利用、道德、民众感知和社会公平等问题，极为复杂。实际上，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其研究和化解，从根本上讲，有赖于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和跨领域的协同治理。
洪大用总结以上讨论后认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新趋势或者特性。
第一，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更加明显。人们关心的环境问题，比如污染、噪声、固废，似乎是社会之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社会自身的相对不太健康的运行状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反应的能力。正如细菌感染一个人，但这个人如果本身很健康，反应就会很灵敏，抵御很有效，就不一定会出现重大疾病。恰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社会自身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了。所以，环境问题反映出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灵两个方面，这是当前环境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第二，环境问题更加表现出孤立性和关联性的统一。比如原来一个企业的污染、一个地区的污染是相对孤立的，但是现在，污染、污染治理的制度、污染治理的能力都是彼此关联的，环境污染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是关联的。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是解决雾霾问题，还是解决水污染问题，还是解决土壤污染、环境噪声问题？这已经不是一个一个去击破的问题了，而是需要统筹各方，整体性解决。
第三，环境问题地区性和全球性统一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一个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比如我们看待东部发达地区的环境问题，就需要着眼于全球，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再布局是当前中国环境整体恶化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且更重要的是，原来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太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崛起，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热点，很多时候出现了“当地人可能不关心，但是外面的人太关心”的现象。比如说，某地开设了一个有污染风险的企业，其实很多推动当地抗争的力量来自于外部。所以说，环境问题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地区的问题，而是和社会整体，甚至和全球社会的一些力量关联在一起了。这种特性现在越来越明显，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会引起全球的关注，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全球布局的结果。
第四，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和建构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环境问题是客观的，有废水废气垃圾，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另一方面，当下信息的来源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信息获得越来越及时便捷，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人们的环境知识和生活水平在提高，所以人们会更多地主观建构不同的环境议题。比如说原来某些污染也很严重，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被发布，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就会让人觉得这些问题离自己很远，但是在今天，很多问题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环境问题。
学者们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并形塑、影响着环境治理的路径和策略。
二、环境约束下的社会整体转型
基于对环境问题复杂性的认知，环境社会学在看待环境治理时，更加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所面对的核心议题是：在当前环境危机的整体约束下，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路径和策略是什么？
洪大用认为，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历史也不算短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废物循环利用发展到此后现代环境保护的开始，建章立制、成立机构、充实人员、加大投入，环境保护过程推进得很快，但是仅仅靠一个部门，靠一方面的制度去治理环境问题还是不行的。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2007年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党的十八大，中央强调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这就意味着扎实推进整体性的社会转型。那么，社会整体转型如何可能？路径选择如何更加合理？采用什么样的转型策略？可以说，社会学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洪大用认为，从根源上看，环境问题是一个与旧式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深入反思旧式现代性，需要思考源于西方的旧式现代性是否可持续以及它的未来走向。旧式现代性以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为表征，带来了全球十几亿人口的富裕，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东亚一些国家人口的富裕。但是，从世界格局看，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竞争中，旧式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全球的和谐、发展成果的共享、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南北之间的差距、东西方之间的冲突、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西方旧式现代性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已萌生，到启蒙运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的解放，对个人理性的张扬、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所以在西方的旧式现代性中，对“人”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性的生发是和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将这一时期的现代性也看作旧式现代性的话，它有过于强调整体的特点。中国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内部危机、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冲突，都跟旧式现代性的扩展有关，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种现代性是否可持续以及它的未来走向。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可以说是对以前发展的不断修正。我们需要从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实践来反思旧式现代性。
当然现在也有反思旧式现代性的理论。西方环境社会学发展早期，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派、人类生态学派，对西方旧式现代性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西欧，包括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阿瑟·摩尔（Arthur Mol）教授的研究团队推动并持续发展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不能一概否定现代性，现代性自身可以不断进化，可以通过对现代制度的不断修正，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这样一些理论都可以说是探讨前沿问题、本质问题的，但这些理论也多是就西方论西方。对中国来说，西方的旧式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扩展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探索实践新型现代性的条件也不同，生态现代化理论及其所倡导的转型路径不可能照搬到中国来，我们还是要探索实践自己的道路。
包智明提出疑问，近20多年来，为了解决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自上而下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民众的环境意识似乎也在不断提高。然而，为什么这些理念只停留在口号上？为什么环境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为什么民众的环境意识不能转化为环境行动？这与洪教授所说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紧密相关。具体到中国场景，虽然各行动主体都在表面上高度赞同上述理念，但在具体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经济指标放在首位，企业仍然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而老百姓为了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忍受环境污染之害。由此可见，在中国，孤立的环境政策和理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在深刻反思旧式现代性的基础上，走能够彻底改变人们观念和行动的社会整体转型之路。
常年从事水污染研究的陈阿江认为，就环境问题来说，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人水和谐”，或者说经济、环境、社会三者协调发展，达到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好、人民的生活质量比较高的状况。目前来看，农业领域有可能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困境——一种“共生模式”可以实现这样的状态。[3]如稻鳖共生模式：多年使用的甲鱼池产生了很多粪肥，对甲鱼生产不利，就在甲鱼池里尝试种水稻，试验很成功；后来推进到“共生”，即既种水稻又养甲鱼。因为养有甲鱼，水稻田就不能用农药。完全不用农药的情况，其实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实现。目前这个公司用稻鳖共生模式种植的稻田规模是3000亩，这是一个试验成功的比较好的案例。另外，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龙虾等案例。在农药、化肥使用之前，水田是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水稻田里有青蛙、泥鳅、黄鳝等。现在，用甲鱼、龙虾代替青蛙、泥鳅，既有比较好的经济产出，又恢复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样的生产模式，把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排除出去，重建良好的水田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放心的食品。环境治理可以鼓励和推广一些具有生态智慧的做法，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态智慧应用到适宜的领域中。
陈阿江认为，环境治理要避免走极端。以前放任环境污染当然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有的地方一说环境治理，又急急忙忙地关闭工厂。他在河北某地调查时发现，一个镇上的水泥厂关掉了2/3，导致很多人失去就业岗位。虽然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反映到城镇失业的统计上，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失业问题。原来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外出打工，或寻找其他的就业门路。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不能简单地说关厂就关厂。需要统筹考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如何才能不处在“非此即彼”的对立面状态。
传统的生态智慧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环境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现在城市的垃圾处理、粪便处理，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做法，即所谓“现代”的模式。比如生活垃圾处置，菜叶菜根、果皮果壳等有机物本来是回到田里做肥料的，但是城市的处理方式是，把垃圾收集起来送到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产生环境污染，又会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担心。有些地方，按照“现代”模式改造农村环境，茅厕改造成抽水马桶以后，粪水有的直接排入沟渠、河道，或者污染浅层地下水。但事实上，人粪尿作为肥料使用，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也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是个一举两得的事。
100多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被美国人称为土壤物理学之父的富兰克林·H.金写过一本《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对东亚地区农业存续几千年而土壤还没有衰退惊叹不已，而美国土壤使用寿命一般为一两百年。富兰克林·H.金指出，各种废弃物做成肥料，循环利用，是土壤永续利用的重要基础。[4]中国人今天是不是犯了一百年前美国人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认为现在的处理方式是“现代的”、“先进的”，传统的方式是“落后”的。
陈阿江认为，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原有的好的经验、生态智慧，重新理解传统，就会对中国当下的环境保护有新的理解。在环境治理中需要借鉴民间的、传统的生态智慧，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利用并发扬光大，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二者是可以协调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
三、政策评估、环境治理主体及公众获得感
在当下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共识的状况下，环境社会学研究强调，环境治理需要考虑到社会的客观现实，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制度、组织过程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环境政策和制度的设计需要具有整体性、科学性、合理性。环境治理主体需要体现多元参与，既有利于形成共识、推进共治，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获得感。
学者们认为环境治理近年来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中，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是首要关心的问题。
张磊根据自身的环境评估实践认为，环境问题的时空多变性、复杂性、外部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等特点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确实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我国关于环境政策制定、环境管理的传统观点，同时也推动着环境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我国过去40年来的环境管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传统的自上而下、部门分割、单挑独斗的管理方式已无法应对当前日趋复杂、严峻的环境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围绕环保法修法、环保大部制改革、雾霾治理，还是土壤污染防治等产生的争议，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各自角色的定位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
2015年以来，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和新任环保部长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新政，中国的环境治理走上了一个新台阶，环境治理成为共识。环境保护真正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方面，新的环境政策和措施在不断出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政策目标和措施之间不够整合的状况，缺乏科学论证、有效评估，决策和实施过程也不够公开透明。
张磊认为，我国环境管理转型的研究和实践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以僵化的管理应对动态环境的状况需要改变，建议在开放式环境治理的语境下，探索“环境国家”(Environmental State)的构建，为我国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创新的空间。
洪大用提出，整体性地推进环境保护，实现绿色转型，需要系统的政策倡导、设计和执行，使得政策倡导、设计和执行更加合理化、更加科学，这里的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也要强调它的程序、可操作性、实践性、效果。在政策设计上，需要更加考虑到体制问题。在我国当下的体制中，最重要的矛盾是条和块的矛盾，即中央的垂直管理和地方的利益格局之间，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冲突，比如说环境保护部加大监察的力度，但监察涉及很多部门的联合执法，部门之间的统筹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现在建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舆论反应整体正面，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管理技术上，这种行政体制会不会强化行政权威？是不是有可能很好地实现政策预期的目标？其中需要考虑到社会的客观现实，考虑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现在还很少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
张磊也认为，强调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组织制度、组织过程问题，其中涉及权利、价值、利益的平衡，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在对环境治理影响深远的具体决策上，在决策的动议、倡议阶段，及其后决策形成、开始执行的阶段，需要有客观独立的研究和评估。如何推进环境问题社会影响评估的专业化，值得重视。
洪大用认为，学术研究的学以致用，仍然是个很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发达国家，不管是工程项目还是环境政策，在出台、实施的过程中，都要有专业的人员进行评估和反馈。我们很多政策制定出来、执行下去，往往是政策的制定者、执行部门自己说好还是坏，缺乏专业的人员作第三方评估。包括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无论是建立一个火电厂，还是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都有自己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去评估？实际上，当前这些评估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队伍没有完全形成，环境社会学研究与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卢春天认为，中国的社会影响评估起步比较晚。美国从1969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在进行项目评价时不仅要考虑到环境影响，也要考虑社会影响。最初的社会影响评估被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估之中，后来才逐渐独立出来。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才正式将项目社会评估列为项目评价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社会影响评估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尽管环境影响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估有交叉的地方，但两者都属一个系统中的子系统。有些项目或决策，环境影响评估能通过，但是社会影响评估不一定能通过。目前来说，环境影响评估在国家法律层面有了保证，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而社会影响评估缺少相关专业人才、机构和法规的保障，很多政策或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只是停留在报告上，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社会影响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学者们认为，环境政策评估也反映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有没有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在环境治理成为共识的状况下，核心问题是环境如何治理才能有效，而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洪大用认为，环境治理的好坏与是否有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密切相关。很多时候，人们都以为环境治理的主体是政府，那么企业和个人有没有自身的责任？实际上，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企业和个人也都是有责任的。雾霾严重的时候，可能人们首先想到是政府或者企业的责任，但是开车排放尾气或者烧农田麦秸杆也对雾霾有影响。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个个体的责任。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一方面要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产品，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在推进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企业在环境治理中要承担其社会责任，也就是要超越把追逐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承担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责任，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规范，也要靠公众和民间环境组织的监督。公众和民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中是重要的监督主体，他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提升每个个体的环境意识和主体责任显得尤为重要。2003年和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都曾经对公众的环境意识进行测量，结果发现，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并不比美国公众差多少，但为什么中国公众没有把环境意识转化为有效的环境行为？这就可能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使得环境意识转化为环境行为，更要关注如何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意识。有效的环境治理应是多元主体互动、开放、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确保环境信息全面公开，强调多方参与，改变主体单一化和管理行政化的传统模式，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周志家也认为，环境治理需要发挥社会各个层次、各个主体的作用，不仅是微观层次的个人，也包括中观层次的群体、组织和宏观层次的社会次系统。他借鉴德国社会治理经验，认为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将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即充分发挥企业、NGO组织、专家、媒体各自的潜能，各种组织及个体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NGO组织擅长社会服务等，政府也越来越多地购买所需要的社会服务。
洪大用进一步回应指出，社会系统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日趋分化，分化意味着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各个行业的自律、各个部门规则的建立。但中国社会分化非常不充分，整合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所以当谈到自律时，比如企业自律，企业看上去有完整的规章制度，但实际上它不完全是企业，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因此其行为往往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任何一个领域或者一个部门、一个具体的行动单位，都存在着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考虑到系统分化时，具体对中国社会而言，目前的分化状况更不利于环境治理。环境共治也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共治其实是落实到各个层面各个项目当中的，强调政府、企业、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国家治理的依据和手段，不是由单个部门来制定标准。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政府担任采购方角色，采购社会上各种学术机构、团体的最有科学性、权威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在环境治理工具的设计和选择上，就应该有一种共治的思维。其次，进行决策、制度建设、制度实施，都应该吸引多种主体参与其中，是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而不是只在末端、终端的配合。
洪大用认为，除了促进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公众有切实的获得感。当下很多公共政策的困境，就在于没有获得感的困境。各级政府都在承诺很多东西，“我要推进什么什么”，各个部门都在忙于制定政策落实政策，客观上讲有些政策落实以后也有成效，但是老百姓的主观感觉是变化不大。所以，怎么让公众有一种切实的获得感，这是环境治理面临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除了需要切实改进环境治理，可能还需要分析研究公众获得感的其他影响因素，不断改善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
四、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面对急剧增长的社会现实需要，环境社会学如何运用自身独特的视角，深化环境问题分析？需要继续花大力气推进哪些重点研究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仅从学术研究对现实的解释来看，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已经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借用“社会转型范式”对中国环境问题所作的比较系统的宏观解释，关于人—水和谐和人—水不和谐社会的理想类型划分，环境问题及冲突的“政经一体化”机制，理性困境视角等。[5]但未来还需要继续大力推进。
洪大用认为，环境社会学视角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学的一些视角，当然环境社会学自身也借鉴发展出一些有价值的分析视角，比如说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空间性等等，但这些视角还在完善中。比较普遍的环境社会学视角包括四种类型。
第一个视角是社会学的综合性、整体性视角。前面所说的探寻社会整体转型的路径事实上采用的就是这种视角。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强调这种视角，比如社会有机体理论，后来发展到社会系统理论，它强调社会各个部分、各个子系统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从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单项的政策、单个的制度安排能够解决的，确实需要社会的整体性变革。
第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存在功能主义视角，这是社会学之中受批评很多但是又没有完全放弃的视角。这个视角认为，社会自身就像人体一样，有一种自我修复和更新的功能，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狩猎采集时期，到后来的农耕社会，再到工业文明时期，都跟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或者环境危机，但是社会发现危机以后会调整自身的价值体系、制度安排、组织形式乃至行为方式，这是一种进化的、功能主义视角。
第三种视角是冲突主义视角。这一视角在看待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在自然危机背景下的转型时，更加强调社会内部的动力，这一动力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当老百姓抗争的时候，政府和企业就会采取回应；当不同的人为了邻避运动去抗争的时候，就会影响污染环境的项目的执行。这种社会过程就会导致社会自身去调整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种是协商、互构的视角。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视角，既不是简单的功能主义视角，也不是冲突主义视角。该视角强调的是在现代，尤其是信息化的基础上，基于知识、基于共同意志的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协商和沟通过程。其实生态现代化理论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当环境危机成为共识之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有效地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危机，拥有应对危机的知识、应对危机的能力？其实，通过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建构这样一种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从这种视角来看就很重要。
学者们对当下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反思。
包智明认为，洪教授所说的视角基本上囊括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视角。将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的研究现状相对照，就会发现，近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本土理论框架的提出上是较为欠缺的。客观来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在不断上升，但与国外相比，比如与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比较，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者在经验研究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有一些研究者谈论问题空对空，缺乏经验支撑。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之所以产生了诸多本土理论，是因为有了多年经验研究的积累。
包智明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本土理论框架的欠缺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理解和吸收还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经验研究积累不够，有了经验研究以后，更需要从经验研究上升到一般化、抽象化的理论，不仅要讲故事，更要从中发现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层面的理论观点。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本土理论，这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欠缺的，也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学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陈阿江指出，在学术研究的未来拓展方面，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不可缺少，但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可以为环境社会学所借鉴、吸取。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下来的思想资源，包括道家思想和佛教的一些内容，如果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或者从当代环境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梳理这些思想资源，古为今用，可能也会对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卢春天认为，当前国内学者的理论共识是主张建立环境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也就是对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研究，避免宏大抽象理论体系，体现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社会学想象力。未来国内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点，一方面要借鉴国外最新成果，同时也要扎根本土实践，体现理论逻辑和环境问题事实逻辑的统一；另外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发展，同时保持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独立性，拓展学科的政策应用性。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提倡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且地方政府也日益感觉到环境问题的压力，但就现状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政府环境政策的实践需求还有一段距离。
针对我国当前环境问题的特点和环境治理的转型，张磊建议关注、借鉴西方环境社会学学者近十年来提出的复合环境流理论及其应用。从有形的物质流到无形的社会流，流动性的不断提升和加剧是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征。环境流的生物物理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在传统的环境流研究中因为学科视角的不同而被分割开来，并产生了环境流研究的两大流派：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流研究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流研究。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的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复合环境流理论，在全面系统分析各类环境问题实质、辨识关键社会驱动因子和社会网络，并构建涵盖完整环境流的共治空间等方面，克服了以往在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割、在管理实践中部门分割、就事论事的弊端，被视为面向可持续发展构建跨学科和多学科聚焦研究的理想框架。以环境流为共同研究对象，便于更有针对性地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成果，促使自然科学在管理中的软着陆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硬着陆。在具有边界模糊性和流动性特征的现代社会，环境流是环境问题分析和环境管理的起点。研究哪些网络、制度安排及基础设施在建构和控制着不同类型的环境流，分析环境流的形态和行为如何影响这些网络、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是现代环境问题分析和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对话会也就环境社会学的未来研究走向提出了建议。
包智明认为，今后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应该在两个领域有所突破。首先，应强化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上面提到，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有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随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强化环境管制以及东部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有所改善，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然而，在国内环境社会学界，有关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其研究队伍规模也极其有限，尤其是在西部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做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人寥寥无几。西部地区人口虽少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民族多元且宗教文化差异大，因此对其生态环境的治理具有与东部地区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这种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进行研究，需要具备本土知识和语言的当地学者尤其是本民族的学者参与和主导。然而，就目前来说，适应这种需要的西部地区当地学者近乎为零。为此，通过培育西部地区本土环境社会学者来推动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责任和义务。
其次，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应开拓海外研究。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对与此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环境社会学者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研究不仅是中国学界海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环境社会学本土研究的重要补充。例如，开展基于海外的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外国的中国资源开发企业与当地社会的互动等等。通过这些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对海外相关议题的研究会有在本土经验研究所无法获得的学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者加入海外研究的队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将更加丰富和多元，同时其相关研究成果也将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与海外当地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智力支持。
洪大用认为，环境社会学可持续深化六个方面的研究，为改进环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一是继续强化社会学的反思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对于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取向是需要环境社会学重视和关注的。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一种产物，原来是大力倡导现代化的，社会学对于社会的两分法也往往指的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隐含着社会要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逻辑。但是，现在要对这种逻辑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社会进程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社会学学者需要客观地看待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找回反思性、强化反思性是我们应有的共识。
二是深入研究社会动员的过程。环境社会学研究表明，推动环境保护或者推动社会转型，有效的社会动员是一个重要机制。这个社会动员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也不能简单地靠市场利益驱动，而是一种综合了各种符号运用、知识传播和制度建设的复杂的社会过程。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各个主体应对环境危机的具体机制。
三是强化环境保护制度化或者法制化的研究。制度化是应对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保障。不管是西欧还是北美，凡是成功进行了环境质量改善的国家，都有很完善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以及很强的政策制度执行能力。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保障，只是口号，只是停留在口头倡导层面，环境恶化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四是要关注环境政策设计的整体性、关联性。注重政策间的协调，强调制度的耦合，这是社会学关于制度建设的一个基本共识。体现在实践当中，就需要深入研究政策设计和执行的方方面面，探索政策协调和耦合的具体机制。比如说，如果长期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过桥费征收等就需要相应调整。
五是深入研究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利益、价值观等。对这些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关于雾霾的治理，在进行霾解析的时候发现，燃煤是导致污染的重要原因。理论上讲控制燃煤就行了。但是，燃煤有企业生产用煤、居民生活用煤，需要分头去控制。更重要的是，控制用煤本身是一系列的社会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其中，不同社会主体对于控制用煤的理解和应对是不一样的，受着各种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忽视政策实施这一社会过程的影响，政策效果就会打折扣，甚至面临政策失败。环境社会学尤其应该就此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六是深入研究能够切实保障公众参与的社会影响评估。如果想要环境社会影响评估更加专业化，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尊重当事人、参与人的意见、建议，使得环境保护和发展能够凝聚更多的共识，就必须要完善制度安排，以保证公众对于评估的有效参与，保证公众的声音不会被淹没或者掩盖。在此方面，社会学可以通过深化研究来促进制度建设。
总体而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从技术层面进行创新，而且需要更多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创新、文化创新，这是环境社会学可以作出更多贡献的基本方向。
回到篇首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表现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孤立性和关联性的统一、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统一、客观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因此，中国环境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技术过程。如果只是把环境问题看作社会外部的物理性问题，环境治理所走的路就会出现偏差，也容易出现政策上的偏差。洪大用特别强调，当下所说的解决环境问题，不是社会和人对外部世界的一场战争，说到底是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场革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重构或者改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也包括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应对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9.htm。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5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
[3]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入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参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全球农业遗产》，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6/12/content_3074449.htm。
[4]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
[5]洪大用：《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等等。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