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上午，河海大学顺利举行了社会学系冬季论坛。社会学系部分老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期论坛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教授主持，杨方博士、亓迪博士和沈洪成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连云港反核事件反思》、《基于不同测度方法下儿童贫困水平及程度的比较研究》和《课堂与奘房：一个地方的教育治理历程》的专题报告。
杨方博士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连云港反核事件反思》报告，主要源于其对2016年9月在连云港做的实地调研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报告主体从事件回顾与自媒体对风险议题的加工和事件分析两个部分展开。而对事件的分析又分为风险信息源及传播渠道、社会动员、社会行动、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风险社会放大的涟漪效应、研究启示六个方面展开。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1.为什么民众会强烈反对核循环项目？2.这样一个尚未确定的事情是如何愈演愈烈的？3.风险信息传播中风险如何被放大？4.风险信息的传播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5.事件产生的其他社会影响。
首先，杨方博士对连云港反核事件的发展过程和政府对事件的回应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并从概念假定、核心问题和关注的重点三个方面介绍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关于自媒体对风险议题的加工，杨方博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自媒体对风险议题的加工具有净量效应、过滤效应、删除或增加信息效应、立体声效应。对于风险的信息源及传播渠道，杨方博士将其分为正式/官方信息源，包括传统纸媒、电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和非正式/民间信息源，包括自媒体平台、博客、微博、微信、百度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而由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官方的回应滞后，因此未能平息民众的情绪，从而导致谣言四起。
在事件发生的社会动员机制部分，杨方博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自媒体大量传播有关核废料的信息，邀约市民集会；2.民众对不同机构（比如管理机构、行业、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调解着民众对潜在危险的反应；3.境外势力和组织对事件的煽动。而事件中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态度自然也是有差异的，其行为分化明显。杨方博士在报告中分析了积极行动者和旁观者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表现。对于公众的风险认知，杨方博士从安全性、对健康的影响和对核废料项目的态度三个维度对不用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核电企业职工、核电站周边居民、非核电站周边居民、外来人口（非常住人口）、核电站所在地社区卫生站医生进行了分析，并对政府、专家与公众风险认知的分歧进行了分析。杨博士指出，在西方社会，专家和公众对核风险认知之间的鸿沟是阻碍核电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非专家、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关于核电发展的分歧在于：一方依据经过科学计算和评估得到的客观数据做出决策，另一方用直觉进行判断。
最后，杨方博士基于对事件的分析总结了其研究的几点启示：1.核循环项目需要“正名”。“核循环”与“核废料”一词之差，社会意象大有不同；2.核电企业的科普需要前移；3.核电企业、项目所在地政府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和公众对话机制；4.修复受损的政府公信力。
报告结束后，师生提出微博微信在事件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究竟是哪些人上街游行、事件发起者、组织者的态度、怎么行动起来的、集聚效应如何产生等问题与杨方博士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亓迪博士的报告源于其近期所撰写的一篇会议论文，她关注的问题为：1.低保贫困线下儿童的贫困水平和程度，呈现怎样的地域性差异；2.采用多维度方法测度儿童贫困水平及程度，会呈现怎样的地域性差异；3.基于不同方法测度下儿童贫困的水平及程度有何差异，是否会存在不匹配的情况，以现行低保贫困线确定获得救助的贫困儿童是否可靠。亓迪博士比较的两种测度方法分别为：收入测度法，包括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多维度测度法，包括Bristol方法和MPI多维度指数方法。
通过实证分析，亓迪博士提出：1.基于两种方法测度下儿童的贫困水平及程度存在不匹配：收入法测度下农村与城市儿童贫困率比较接近，然而多维度测度方法的结果却显示，不论从各维度指标贫困水平亦或是叠加贫困指数水平方面，农村儿童相较于城市儿童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各省份测度结果也表明，收入方法测量下儿童贫困的发生率偏低，儿童多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两种方法的测度结果不匹配；2.仍然存在较多比例儿童应保未保；3.儿童发展在多方面面临问题且农村及西部省份儿童面临的多维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4.多维度方法下呈现的我国儿童的多重贫困现状及脆弱性需要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和扶贫策略以促进各维度和指标儿童贫困的有效缓解。
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就中国政府官方文件是否经常使用“儿童贫困”概念、儿童获得的照料情况是否能纳入到儿童贫困指标等问题与亓迪博士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沈洪成副教授的报告基于他对自己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获得资料的重新梳理，他对傣族地区教育治理问题的关注主要源于实地调研中由当地一个学生辍学而引起的特殊场景。沈副教授在报告中关注的主要问题为：对辍学现象的追问，包括辍学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什么、如何解释辍学现象、为什么要强力推行控辍保学工作；当地治理辍学的悖论。
与官方所称的教育治理概念不同，报告中所研究的教育治理是指地方政府为完成国家教育目标而展开的社会动员及实施的治理策略。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为田野调查和文件资料相结合，运用文件资料收集调查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治理状况，田野调查主要用于了解调查地当下的教育现状和问题。随后，报告从八个部分来论述研究和写作思路。
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就不同教师对学生辍学的态度有无明显差异、奘房教育和课堂教育之间的关系、两种教育模式在当地的历史发展背景、教育治理的范畴、学生辍学与双语教育的关系与沈老师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并对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最后，陈阿江教授对本期论坛做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与会师生对三位主讲人的报告致以热烈的掌声，并表示参与此次论坛获益匪浅。
（《河海社会学》编辑部 盛倩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