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介入

 

 

刘立灿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092-Books-society-and-the-environment

                                               2011年2月8日

 

     在《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中，陈阿江认为，中国社会失去了基本价值观，基本规范存在普遍冲突，社会整体是“失向”的。而污染的出现和持续，就是社会失向的一种表现。刘立灿表示，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加强对于环境问题社会原因和社会后果的认知，这样行动才有逻辑。

    环境保护在中国热热闹闹、熙熙攘攘、政治正确，但同时又模模糊糊、反反复复、久拖不决：我们看到每年很多资源，包括财力和人力投入到保护环境中，看到无数的环保口号和活动，看到政府宣布很多环保目标已经实现，但依然也看到很多的污染事故，日常体验也并没有告诉我们环境已经得到可见的改善。这是为什么？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保护的知难行易。为什么污染会发生？为什么这么难解决？为什么不同机构、组织和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事件中表现这么不同？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裕，科技越来越进步，环境却越来越差？对于这一系列的问号，我们并没有仔细查找原因，有些似是而非的感受，就急忙说要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了。浮于表面的环保喧嚣，随着热点走的盲目跟从，甚至可能是方向错误的治理行动，结果就是行动很多，收效很小。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努力行动的同时，还需要做基础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于环境问题的原因和后果有基础性认知。河海大学陈阿江教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在对于环境问题的社会认知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它通过对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和现状的调查和观察，对污染中人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社会学解释，从而寻找水污染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反思和批判当前几种主流的治水策略。在环保的知行问题中，陈阿江针对的是“知”，试图解答的是上面提出的几个基础问题，为环境保护的行动提供认知准备和思路。鉴于现在从社会科学角度理解和分析环境还不太被我们了解，也由于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环保行动者对于环境问题缺乏真正的认识，这本书值得他们和所有关心身边环境问题的人一读。

   作者对于太湖流域水污染的关注，源自“日常生活的逻辑”。他就出生在太湖流域。江南的水本来是干净的、有诸多“高级功能”的。但是若干年前开始，水与人的关系不再亲切。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就想去搞明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本环境社会学的著作。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乡土有切身感受，我们读到书中娓娓道来的故事时，才觉得有许多深沉的关怀和痛心。

    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作者对于太湖流域水污染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所做的分析和总结。他根据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实地观察，提出太湖流域普遍存在圩田系统，也就是“由田、地和水域构成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在这一地理环境中的人和其他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在这种系统下，村民生产和生活的行为与环境协调，形成的规范与伦理也是环境友好的，保持了生态平衡。而城市污染到来，本地工业污染加剧，这些污染源头来自村落外部的“外源污染”弱化了水的功能（从原来可以饮用、渔业等，到只能纳污），也迫使村民和水疏远，村民自己产生污染，即“内生污染”。村民从传统的水的保护者，成为了污染者，行为和规范不再考虑与水的和谐。这样不仅环境被污染，人的精神也污染了。对于传统圩田系统中人—水和谐关系的描述，有关污染“外源”和“内生”的发展脉络的梳理，是陈阿江10多年来对于水污染原因的一些原创性思考，值得重视。

    作者在描述和分析过污染的发生发展过程后，意犹未尽，试图寻找污染的“原因的原因”，就是从长时期和宏观的角度，看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规范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失去了基本价值观，基本规范存在普遍冲突，社会整体是“失向”的。而污染的出现和持续，就是社会失向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面对现代化的压力，多次发起“大跃进”式的运动，表现在文化心理上就是焦虑。作者把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新教徒的焦虑称为原生焦虑，于是，目前中国追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性焦虑就是次生焦虑。次生焦虑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这一部分值得讨论。从著作本身来说，对于次生焦虑这一定义，没有给足够的篇幅和讨论；而且根据“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这样一个论断，讨论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很容易掩盖其他的直接因素。从次生焦虑作为根源这一论点来说，这有一种悲观的意味——如果这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焦虑，那么我们只能寄希望时间或者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来解决污染问题，而不是依靠制度或者其他手段。但是，这恰恰不能是我们面对污染应该采取的态度。实际上，所有归结到社会心理的原因都会给人无力感，都有一种宿命论在若隐若现。所以，在提供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的时候，我更希望研究者关注那些直接的复杂因素和互动过程；而心理和文化层面的探讨，应该另辟题目更充分地展开。

    除此之外，作者对污染事件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特征和原因，对于当前治水的几个范式，提出了许多精到描述和评论。可惜，在环境领域中一些重要方面被忽视了，例如媒体的作用。不过，这更多并不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陈阿江的研究漏洞，而是有待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从本专业的角度做更细致地分析。而环保组织基本没有出现在这本书的分析视野中，值得注意和反思的就不仅是作者，还有每天都很忙碌和热闹的从业者了。

    虽然陈阿江的研究对象是太湖流域的水污染，但是作者的学术野心未必只限于一个地区和一种问题。他说太湖水污染的问题是社会病，治污先治人。这是真知灼见，提供了一个全国诸多环境问题的反思角度。无论是关注环境的普通人还是以此为业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从书中的讨论出发，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加强对于环境问题社会原因和社会后果的认知，这样行动才有逻辑，而不是无规则的布朗运动。